父亲头上的两顶“帽子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10-14 10:55:46
摘要：
作者：孙万库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战乱的年代，7岁丧父，与我奶奶相依为命。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小学就开始干起了农活。17岁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到豫陕交界一个叫“文帝镇”的地方看仓库。1944年冬开小差逃到西安一家缝纫铺当学徒，1947年因背部生疮被老板辞退。当时内战正紧，铁路不通，从西安步行回家，走走停停，两个多月才回到家乡。1948年家乡解放了，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政权，参加土改，加入农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1954年郑州成立服装总厂，父亲因有缝纫技术成为第一批职工。1955年因奶奶患病，弟弟尚小，家里的土地无法耕种，母亲让他回来种地，于是父亲辞了职。回到家里不足一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我们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牲口、农具都集中到了一起，土地统一耕种，农民都成了“社员”。成为社员后，父亲又想回工厂发挥技术特长，可是郑州服装总厂是第一家国营企业，己经按户口定员定岗，父亲回不去了。妈妈觉得内疚，是她耽误了父亲，可父亲说，现在新社会了，工人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合作化高潮一浪高过一浪。1957年又成立了高级社，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全生产队的社员集中在一起吃食堂大锅饭。全国大跃进、大办钢铁的热潮也起来了，我们村是“红星人民公社”所在地。秋后的一天，大队干部把全体社员集中到学校听公社领导讲话，说是我们很快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为了过好共产主义，全村人限三天搬迁出去……。会议结束后，父亲就一直闷不作声，眼看三天快到了，大部分人家都开始搬家了，父亲还是不说话。傍晚生产队长和一个大队干部来到家里叫父亲去开会，当晚直到天亮父亲才回来，回来就给我和姐姐说：除了床和被褥衣服，其他东西统统拉到收购站吧。父亲松了口，我和姐姐行动快，当我俩拉着家具走到街上时发现社员们看我姐弟俩的眼光有些异样。后来才知道晚上父亲被批斗了，说是辩论会，实际上是让他站到会场中央，一群人呼口号斗争他，根本没有他辩论的份儿。这之后父亲被戴上了一顶帽子─“辩论对象”。不论家搬到哪里，生产队长都会把脏活累活派给他，如果与其它社员稍有不和，就会听到“辩论对象还不老实”之类的话。
我们一家五口在村南边2里外的瓦窑坡村一条破窑洞安顿下来。我开始读四年级了，从窑洞出来上两个大坡就是公共食堂，吃过饭和几个小同学一起向北走2里多就到学校了。学校经常停课让我们去背矿石炼钢铁，还要写大字报批判“潘杨王”……有时候也会在公社的大街上溜哒，渐渐地我发觉自从我们搬出去之后，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大街中间的民房改造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还有西头的兽医站挂上了畜牧学院的牌子，东头还把一片民房连接起来办了“农业专科学院”。当然，粮站、医院、保育院、邮政局、万头猪场等招牌都是很醒目的。我很兴奋，心想：“共产主义真的快到了。”心里想着共产主义，可是大食堂的饭却越来越稀，社员们也开始发牢骚了，一次集体劳作时大家都说吃不饱，父亲说：“要是不打倒潘复生就好了。”唉呀！这下可惹大祸了，潘复生，原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因贯彻大跃进不得力，己被定为右倾反党集团头子打倒了。 于是父亲又被批斗了三次，戴上了“小潘复生”的第二顶帽子。大队干部让他到郑州花园口黄河工地去做工了。
河南自从批倒了潘复生以后，很快，大跃进、大办钢铁的高潮都起来了，粮食、钢铁都放了很多“卫星”。这期间，大食堂没有粮食了，生产队长一天到晚跟着大队干部要粮食。老称16两一斤，现在按人头每人每天发3两6钱，社员都面黄肌瘦，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水肿病。
我们一家人在窑洞里住了近两年，1961年秋天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可是哪里还象家呀！树木砍光烧光了，围墙全推倒了，连厕所也填平了，以前我们一家居住的地方现在被安排三户人家一起住。大街上除了“文化宫”的水泥大字还在，其它的招牌都没有了。我心生几分凉意：难道共产主义就这样过去了……？食堂解散后，每人还得到了一分自留地。1962年冬父亲背着行李从黄河工地回来了，一家人再次团聚。一天生产队长叫父亲去大队部，父亲有点疑虑，可是回来的时候满脸带笑，他说大队书记传达上级指示：潘复生还是好干部……，大队为以前对他的两次批斗道歉…...。此时我己经高小毕业了，心想：潘复生好不好与你有关系吗？可是反过来一想，唉，不管有无关系，只要父亲高兴就行，也算是大队书记把以前父亲头上的两顶帽子给摘掉了。后来听说全省打成“小潘复生”的人有一万多，不过大多数都是有点身份的，象父亲这样的农民当“小潘复生”也是不够格的，他只算是个编外人员而己。头上没有了紧箍咒，父亲轻松多了，干什么都很卖力。后来生产队长又派他当饲养员，整天和十几头牛驴在一起。一次我问父亲喂牲口是不是很脏？他很生气地说：“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还没有资格喂牲口呢。” 看来，父亲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主人。
父亲自从喂牲口以后特别勤劳，牲口主要靠夜里喂养。白天父亲把家里房前屋后能种菜的小片土地都种上萝卜、白菜之类，经常浇水施肥。他说我们兄弟几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总是不够，就多吃些蔬菜吧。父亲会做衣服，常把旧衣服改制后让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穿。那时每人每年才发三尺布票，连做鞋面布都不够用，父亲还托人从郑州买一些免票证的布解决全家的衣被，还买到几次日本尿素口袋改成衣服让弟弟穿。这几年虽然吃穿还是紧缺，可是生活平稳，一家人其乐融融。
粉碎四人帮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1981年冬天听说安徽己经分地了，我们村正在讨论要不要分地。一天早晨，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时年58岁。我常想：要是父亲多活几年看到农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该多好，唉，一切都己成为过去，父亲的一生注定就是来到世上受苦受辱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他经历的苦难屈辱也认为是正常的，他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责任编辑：N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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