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当兵生活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10-12 10:19:02
摘要：
作者:孙顺林
我当兵的年代，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农村青年当兵，那是一条唯一能走出去的出路。新兵连的三个月军训是艰苦的，同时又是新鲜的。说它艰苦，不仅是训练强度大，一般人受不了，还因为当时新兵连的伙食基础差，大部分时间吃不饱。当时当兵的月口粮是45斤，即一天一斤半粮食。这在全国应该是最高的定额之一。但是，部队考虑国家的经济困难，主动削减到38斤，其余部分由部队生产补给。当兵的都是棒小伙，训练强度又大，每天的一斤多粮食根本不够吃。加上河南兵不习惯东北的生活，仅每天的高粱米就不习惯。高粱米饭又干又硬，吃进去难以消化。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兵来讲，训练强度与在家推车送粪的强度差不多。虽然吃的不算太饱，也不算太好，但比着在家吃的不知要强多少倍。而且每周都改善一次生活，肉和油水都很大。这要是在农村，只有过年过节，生产队病死牛才会见到肉。
我是个在农村苦水中泡大的青年，从十四岁后就在外边闯荡，所受的苦累超越常人。虽然学医几年，但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的。新兵连的苦和累，对我来讲只是小菜一碟！我又是一个适应性极强的人。不论再苦再累，只要肯吃苦，不怕苦，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况且当兵又是我选择的“脱离农村，改变人生”之路，我将泰然处之，持之以恒，以达目的。
10月份，我与其他四十多位战友被分配到38军114师342团三营炮兵连。当时老连队正在辽宁省新宾县南杂木公社六家子大队执行生产任务。到老连队的晚饭，是煮嫩玉米、大米稀饭。战士们吃得香甜可口，我就啃了四棒玉米，喝了两碗稀饭。可以说，这是我几个月来吃的第一餐可口饱饭。
部队开春以后，多是到生产点执行生产任务或到山沟里执行施工（打坑道）任务，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冬天回到营房冬训，叫“苦练三九”。东北的“三九”天，零下二三十度，呵气成冰。在外边转一圈，脚手指头、鼻子、耳朵均冻得彻骨痛。训练时，手一摸枪、炮，马上被铁器粘住。这时手还不敢立即扯，否则就会扯掉一层皮，必须待体温将铁器温化后，手才能慢慢挪开，这时手上会结一层薄薄的冰。营房的自来水管、水龙头，凡暴露在外面的，第二天使用前，得先用稻草点着烧一阵子，待冰融后，才能拧出水来。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利用休息时间自学了大学文科教材《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修辞学》、《语法学》和《写作》。参加过军、师、团《新闻学》的培训。两年中，为《解放军报》、《前进报》（沈阳军区机关报）写过90多篇消息、通讯和简讯，但均石沉大海。但我不恢心，不气馁，仍然坚持写。终于在1965年9月29日《前进报》的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消息《畅谈家乡巨大变化，歌颂祖国大好形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登在了报纸上。以后我更加勤奋，逐步摸着了新闻稿子的撰写规律，不断有新作问世。同时，我还将为连队演唱组创作的节目，进行了再整理，发表在《吉林日报》上。从此，我不仅成为了连队的“宝贝”，营里几次调我到营里主持全营的通讯报道工作，均被连长、指导员“顶了”回去。后来，团政治处调我去，帮助整理模范家属韩玉芬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材料。我费了半年多的功夫，不仅将材料写完，通过团、师的层层审查而过关，还一字一句地教韩玉芬同志熟悉了材料，使之参加了团、师、军三级代表会，还出席了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被评为“模范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当然她的事迹是她本人干出来的，但最后的成功，我的确是努了力的。
1968年3月，我被调到师政治处当宣传干事，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师部在定县，即现在的定州市。这是个历史名城，古中山国国都就在这里。这里的地上地下文物都很丰富。在师部工作，自由度相对比较大。我经常到县书店、县图书馆、文化馆去考察历史，认识文物、借阅一些历史书籍。在师宣传科当干事的五年中，因为时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书可读，于是，我通读了《辞海》。后又偷偷借阅了《资治通鉴》、《世界文库》等巨著，读了大量的古代文史笔记小说，扩大了我的古代文史的知识领域。后又在师“支左”办公室工作两年，在唐县平反“红三角”特务案的过程中，获赠得到了陈稚常的《上古史通俗演义》和蔡东藩的《中国历代演义》（残卷），后研究过先秦诸子的著作，通读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通史简编》。
面部神经麻痹，中医叫中风，是面部神经系统受到血液内部的影响或遭到外部风邪刺激所致。它是一个顽症。发病后口眼歪斜，口流涎痰，说话不清，视力下降。严重的十余年不愈，便会下頜变形 ，脸部扭曲，既影响生活又有碍观瞻，是一个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倍受伤害的疾病。我们师野战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姚继芳同志在带着医疗人员下乡巡诊时，发现这是一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是严重损害人民身心健康的疑难杂症。甚至见到一个患病二十六年的患者，脸部变形，生活十分困难。于是，他领着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回来后，查资料，翻医学书籍、訪民间偏、验方，终于摸索出一套用羊肠线进行面部穴位结扎的手术治疗方法。他们先在自己身上试验，然后在患病一年之内的病人身上治疗。一个月后，第一组治疗的病人竟奇迹般的好了。他们又扩大试验治疗，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了简化手术，避免患者的痛苦和术后面部留疤的遗憾，他们又摸索研究出“不切口”的“深进针、浅出针”的结扎手法。一个手术只需5——10分钟，术后只在进针、出针的两处针眼创面贴两块小胶布即可。这种治疗方案完善后，不仅治疗了大批患者，还结合其他治疗手段，治好了几例患病在二十年以上面部变形、頜骨扭曲的患者。于是，周围各县的病员纷至沓来，医院应接不暇。
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调查研究，走访周围农村的病人。写出了一篇长篇通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洋洋一万五千字。几经修改后，送师首长的稿子还长达一万三千字。师领导审阅同意后，我带着稿子到了《解放军报》社。记者部的朱主任看后，认为稿子基础很好，建议我送到新华社，并用电话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曾任国际部主任的阎吾同志推荐此文章。阎吾同志看后认为不错，只是嫌长了些。我提出自己刪修，阎吾说作者删改自己的文章，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很难忍痛割爱。他要亲自修改。三天后，我又去看阎吾同志修改的稿子，只剩下了5700字，标题改为《攻克面部神经麻痹症》。他还说，此稿已经社里领导签发，定于“六·二六”毛主席关于“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发表纪念日前向世界播发。
当年的6月22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此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了新华社通讯稿；《河北日报》、《新保定报》发表了我寄出的一万三千字的原稿。从此，定县热闹了，全国的病号蜂拥而至，当地的宾馆、招待所、旅社人满为患。为此，一天师长刘成斋见到我，开玩笑地说：“你大老孙一篇文章，给咱们师带来多大麻烦！”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不忘充实自己的文史知识。由于我酷爱文史，与定县文化馆馆长、文物中心主任老陈成了忘年交。我知道他手头有一部二十四史，便一部一部地借出，看完一部再借第二部。我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看完了二十四史。我那时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在办公室安了个小床，“寝办合一”。每天看书都是到凌晨一、二点，有时还熬通夜。机关营区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的只有机要科、作战值班室和我的办公室。
师里有个老领导叫王九龙，是1940年参加工作的老八路。他文化虽然不高，但工作认真，责任心极强，不论是当副参谋长还是当副师长，每天熄灯后，他总是于十点左右在机关营区里转一圈；每天早上，他总是提前起床半小时，再围着营区巡视一圈。一日凌晨，他在巡视时，发现我屋子里的灯还大亮着，便推门进来，便问：“看的什么书？”我答：“<<汉书>>”!他拿过你去翻了几页，似乎很茫然，就问：“写的是什么？”答：“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问：“能看懂吗？”答：“有些也看不懂，但一查字典就慢慢的明白了！”他点点了头，告诫我：“多学点好，你是咱机关的秀才，可别把身体搞垮了！”
不久，我被晋升为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与科长何畏同志共同组织全师的宣传工作，我主管文化、体育和通讯报道。
1972年9月至1973年1月底，我与军宣传处贺副处长及其他两个师的宣传科副科长（112师赵企明、113师张同志）参加北京军区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培训班。地址在山西大同市69军军部。这里原来是坦克兵学院旧址，有的是阶梯教室和学员宿舍。但这里属于雪域高原气候。我们到时是九月初，阴历的七月底，华北平原还暑气未消，这个里却寒风阵阵。一进十月，真有点“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气氛。我们这期培训班主要是读两本马列原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大部分时间是自学和讨论；辅导只占三分之一的时间。担任辅导的都是当时各界名流。如于光远先生和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教授，过去只是耳闻，此次不仅亲睹，还有幸聆听教诲。我们不仅认真读，仔细听讲，还刻苦记笔记。当时，我读《反杜林论》一书，就记了两大本十多万字的笔记。后来，又研读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唯物主辩证法加深了理解，对我的人生哲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1973年5月，我在干部科的督促下，回家搬迁家属。从此，我结束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享受了几年夫妻团聚、子女绕膝的天伦之乐。
由于长年的刻苦劳累，我的身体状况日渐低下。劳累型高血压转为慢性高血压，一天三次药不离口。再由于生活不规律，还患上了浅表性胃炎。一天夜里，胃痛难受，我不忍打扰劳累熟睡的妻子，起床背起挎包，装上洗漱用品便跑到了师卫生院。因为部队夜里出现一些情况，起来就出发的事情是常有的事儿。所以我住院，妻子三天后才知道。从此，在我的头脑里经常响起“怎么办”的警觉信号。
1975年秋天，部队整编，缩减冗员，提高作战能力的动员开始了！“怎么办”的信号在我的头脑中又不断闪现！当时，师党委曾讨论过我的问题，为到步兵团政治处当主任或是副主任举棋不定，这一信息，使我心里也很矛盾。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只要认准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凡是个人奋斗的目标，必然坚定不移！于是，我坚定信心：转业到地方！
我转业的申请被师党委同意后，正赶上军干部处的王干事来我师征求河南籍干部的安排意见，我们俩专门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要求回河南郑州，工作性质，到宣传部门或教育系统都行。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说争取使我满意。当年十月中，王干事从河南回来，告诉我，将我安排到省教育厅下面的“教学仪器供应站”工作，任党组成员，政办组组长。就这样，我于当年十一月回到河南郑州到单位熟悉情况。后于1976年4月回部队搬家，离开了培养我十五年的部队，成为河南省教育厅下属的一名科级干部，开始了我热爱的教育工作。
责任编辑：N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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